今年 2 月正在全世界快速增加 COVID-19 案例時，丹麥傾向撤廢一切有關疫情隔離或是移動限制的規定，當時引起非常大的話題。沒有人知道丹麥政府是否做出對的決定，近半年後的現在，證明「開放」才是面對疫情最大的勇氣。

丹麥研究學者，同時也是國家防疫顧問 Michael Bang Petersen 對 The Atalntics 的對話，顯示出幾個重點：丹麥的醫院系統幾乎都與中央連線，可從資料掌握到最新情況，比如說目前有多少病人在 ICU 都能夠隨時掌控。如此一來，醫院資訊系統就能作為反應疫情最真實樣貌的資訊中心，不需要花費額外人力進行確認。

丹麥當時的接種 2 劑人口也到達 81%，61% 已接種第三劑，都是世界上最高水準，也達到社會整體免疫的標準。這兩種訊息驅使丹麥政府採取開放的態度，事實上，西方國家漸漸在 3 月恢復正常生活，也是看到丹麥與其他接種率高國家表現，以及醫院系統乘載重症的比例，才積極採用開放政策。

丹麥政府能夠讓人民提早知道終歸會與病毒共存，對我們來說，這不免表示西方國家主義在疫情中間受到的挑戰，其實不小。疫情時限制人民移動的權利與自由權衡之下，政府遭受到與論與社會壓力極高，許多人挑戰口罩政策也不打算改變自己以往的生活，對於防疫政策來說的確是踩在民主主義的紅線上。疫情漸漸趨緩，自然也需要回應社會期待而放寬標準的聲音，就像是義大利哲學家 Giorgio Agamben 對於國家主權的反思，自由到底是政府給予還是基於民主法則而存在，在西方世界討論許久，答案也終於顯現。

對於政府來說，如果因為疫情而限制人民自由，所獲得的理論基礎仍然是以代議制度為主要法源。為了保全個人自由而限制社會自由，是面對危機時的緊急措施，不能與一般時期相提並論。Petersen 的對話中也表現出丹麥國民配合防疫政策，根源還是建立在不希望影響到需要醫療資源的國民性，社會優先於個人的思考邏輯。

丹麥政府對反對接種的人們有著更細心的思慮，反對接種的人們基於恐懼也好，或是對政府的不信任感也罷，都是一視同仁的對待。丹麥社會共識裡，沒有任何政黨反對疫苗，也不會逼迫接受，後來許多反對疫苗者漸漸接受疫苗政策，最終形成西方世界接種率最高的國家。

社會國民性是否能夠成為支撐開放政策的最重要基石，丹麥政府已為世界示範過一次。

How Denmark Decided COVID Isn’t a Critical Threat to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