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對學生的待遇極高，學生付出高額學費，享受高級宿舍、健身房與福利等受到社會嚴重抨擊的同時，相關的入學醜聞也是公開的秘密。David Kirp 是 UC Berkeley 的教育學教授，著有「The College Dropout Scandal （高等教育退學醜聞）」，討論美國高達 400 萬大學退學生的生態，從就學貸款到社會角色等等。從他的角度觀看史丹佛等美國大學的招生政策，非常有獨特觀點。
David L. Kirp 也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討論為什麼史丹佛大學應該自我複製，不應該過度追求多樣化。他認為像是史丹佛大學的入學標準中，雖然沒有設立「家庭收入」條件，調查全部 38 間美國大學（含長春藤聯盟 5 校）的入學對象的話，屬於前 1% 的家庭收入的學生數目，比 60% 以下的家庭人數還要多。如果再追蹤 300 名中學成績前段班的學生，其中能夠符合史丹佛大學入學條件的人數，比他們實際錄取的人數還要多上數倍。
代表著一個沒有說的事實，學校雖然公開說明「多樣化是我們追尋的目標，但實際上能夠符合（我們這間）大學的入學條件人選，還是有學力差距」，學校方面的確在多樣化招生的角度上，發生了言行不一致的情況。David Kirp 認為這樣的大學教育嚴重傷害社會階層流動。
David Kirp 的點子是，如果將全美國排名前面的大學，都到地方設立大學分校的話，這件事情就可以解決。像是哈佛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或者是耶魯大學休士頓分校等等。學校營運的角度上來看可能會傷害其高端品牌價值，不過，對 Kirp 教授來看，學校品牌本身就沒有什麼意義，畢竟教育不是個商業活動，這樣反而增加多樣性，想想哈佛大學如果有加州本地的學生加入，就不需要離家太遠也能讀到「名牌大學」。
讀完這篇社論之後，不禁想起紐約大學MBA著名的行銷學教授 Scott Galloway 所說過的一句話：現在世界上最強的品牌不是蘋果，也不是可口可樂或是賓士，而是麻省理工 MIT 、史丹佛與牛津等等大學。以 Galloway 自己上課為例，扣掉老師鐘點費，學校可以約賺取 92~96 % 收益，裡面就包含了學校該支出的行政費用與「公共福利」項目，越是前段大學，理論上大學也應該負擔所謂的社會責任才是。
美國大學如此，台灣的大學也不例外。當外界觀看大學的社會責任執行與真實狀況的鴻溝、高教退場機制、或者大學急於建立品牌價值同時，學校經營層如何真實審視自己的教育事業公共性與多樣性，不管是美國還是台灣，都面臨幾乎一樣的問題。
非常高價的美國大學畢業證書，創造出教育與社會的鴻溝，這自然要大學經營階層解決社會問題，不過現實看起來，有可能是永遠無法實現的理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