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 My Car（在車上）榮獲今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同時間美國專業外交事務刊物 Foriegn Policy 報導「Drive My Car」如何再次成為日本電影的希望，跟過去黑澤明電影代表的日本電影具有什麼樣的不同，甚至認為日本電影歷史將永遠被改變，有非常深刻的剖析。
Drive My Car 片長三小時、沒有主流發行商、中等預算、獨立製作體制讓大咖明星與素人演員集聚等，組合成極為特殊的電影作品。據長年在日本電影界採訪的記者 Matt Schley 表示，長年以來日本動畫與電影的預算有非常大的格差，動畫作品因為經濟效果非常好，常常也都有大規模預算可以進行製作，相反的電影製作就沒有這麼優渥。這也代表日本獨立製作電影經過近 10 年以來的累積，許多電影人看待預算練就一身製片品質功力，就像 Drive My Car 場景裡運用廣島優美的風景敘事，以及素人演員在電影裡造成的高張力，都不是用高額預算就能做得到的電影品質。
另外一方面，Drive My Car 得獎與「寄生上流」獲得最佳電影、「游牧人生（Nomadland）」中國導演趙婷獲得最佳導演一樣，代表著西方世界的主流價值觀轉向為文化多樣性，評審對於東西方電影作品漸漸能夠比較平等對待，不再運用西方（尤其是好萊塢資本觀點）角度進行評審。這也是為什麼 Foriegn Affiars 在分析日本電影將成為亞洲重要發信基地，尤其是韓國電影朝向大製作與大卡司，日本電影如何堅持獨立製片特性成了重要挑戰。
文中介紹日本獨立製片的許多挑戰，包括日本電影界因拍片不穩定，常常由自由工作者建立起臨時團隊，因此沒有適當的勞動契約與意外保險，低薪是電影工作者的常態（這點跟台灣極為類似）。此外，日本獨有的製作委員會也讓電影作品常常成為政治與經濟角力下的犧牲品，當作品需要大部分人認同，也就代表著沒有突出特色。最後，電影界也常常發生性侵案或是相關的性騷擾問題，始終都還是權力與電影責任不對等的狀態，要解決這樣的不平等當然需要時間與資源。不管如何，Drive My Car 克服負面作用而導向正面結果，代表著電影界有機會解決這些不平等問題。
個人來說，在 Foriegn Affairs 看到討論日本電影的文章還是感到滿震撼的，就像是戰後美國政府指派文化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重新建構戰後日本對於武士道與君主思想，進而成為著名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理論，即使到了現代也仍舊保有其參考價值。美國外交事務對於各國文化與理解如此深厚，的確是國家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不得不佩服其深度與廣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