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時，由於大規模遠端工作形成新的混和生活型態：這是指一邊自由旅行，一邊接受遠端工作的數位游牧（Digital Nomad）。根據 MBO Partners 的一項調查，有 1,690 萬美國勞工自稱是數位游民，比 2019 年之前增加了 131%。
但是 Atmos 文章卻提出另外一種新觀點，這種感覺十分滋潤的工作可能要付出相對的代價，也就是說，誰為此工作買單？數位遊民需要經常坐飛機往返工作與旅行地，根據德國非營利組織 Atmosfair 的估算，從倫敦到紐約的往返機票會產生大約 2, 726 千克二氧化碳。 這相當於一個普通人 300 年酪梨消耗量。
數位遊牧也有另外一個問題，他們的屬性偏向於少數特權階層。
在很多情況下，創作者都是相對富裕的歐美白人，他們已經移民到（南半球）城市。 但在當地，你看不到來自那個所謂數字遊牧民族國家的創作者，創意公司 MØRNING 的艾米麗-查普爾（Emily Chappell）說。 他們在社交網站發表自己的經濟和個人優勢，並附上各地日落照。這些特權在當地生活的理由是，西方人認為支持當地經濟是件好事。
世界最大之一的數位游牧地為葡萄牙里斯本，稅收優惠、實惠的房價和居留簽證也吸引了大量數位遊民，在當地造成了嚴重的住房危機：2023年初，里斯本的平均月租金剛剛超過 2,000 歐元，但根據葡萄牙勞動部長的數據，剛剛超過一半的工人月收入不到 1,000 歐元。 文章指出，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雅典和波多黎各，這在傳統上都是屬於短期度假地，但漸漸成為數位遊民的天堂。
數位遊牧也是一種現代風格，從勞動的角度來看，兼具休閒與工作可能是最理想的風格之一。然而，如果考慮到這種行為給人類集體帶來的長期成本，以及給當地帶來溢出成本，它可能並不是一種積極的工作方法。其他可能的問題在於，那些因為數位游牧而離開母國的人怎麽辦？或者是我們需要不斷旅行的 Youtuber 嗎？
隨著數位遊民群體的不斷壯大，讓我們思考追求個人理想生活方式，如何影響廣義經濟，其他產生負面影響的例子可能還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