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攤開設計史，觀察「設計」如何興起的話，會發現經濟或是產業發展等等來自外部因素影響非常大，例如美國工業設計 1950 年代洛威（Raymond Loewy）與華特蒂格（Walter Dorwin Teague）設計子彈流線型汽車與火車的影響，就是屬於交通產業的創新使然，開啟了「概念設計」的風潮。或者當今流行的「設計思考」，也是 IDEO 提姆布朗（Tim Brown）認為網路產業，產品的價值不再是單純的造型轉變，需要賦予設計某種商業價值，以加速設計流程，這個舉動讓快速迭代成為現代設計重要的觀念之一。
英國設計協會（Design Concil）做出統計，2017年的設計產業總共貢獻英國 £717億英鎊（總計2兆8千億台幣左右）的經濟價值。而且，設計協會也計算新創公司與企業每投資 1 英鎊在設計上，平均就會產生 20 英鎊的收入，其中包含 4 英鎊的毛利。換句話說，設計的價值若以經濟表現來看，幾乎都是正面且高度相關。
最後也成就「好設計」價值觀=事業價值=經濟價值的恆等式。即使用逆向角度來看，只要是經濟價值高，整體的客戶體驗就必然是好的，也就等於是好設計。
不過設計在經濟表現之外，也創造了不少問題，像是設計不良對於社會、公共事業與環境問題都會造成危機。不說壞的，就連好的社會設計也處於過小評價的輪迴，提不出任何經濟利益上的有效證據。歐盟新包浩斯運動 New European Bauhaus 就是以社會、環境問題作為設計題目，引起歐洲設計圈許多討論。換句話說，雖然許多公共機構想用設計解決社會所創造出來的問題，依舊無法跟現存設計環境做比較。
社會設計的測量工具
社會問題變數非常多而且幾乎無法被量化處理，即使設計師想幫忙，也會斷在所謂的ROI（投資效益比）評估階段，也很難成為共通一般的準則。不過這篇文章，作者提出可能的測量方法，也許能夠對社會設計提供另外一個衡量經濟效益的觀點。
作者以總體經濟學採用貨幣價值概念，衍生了許多次級經濟學分類，像是總體/個體經濟學或是投資學等等，都有不少人在研究，並且讓政府採用合理的經濟模型。當然，我們也可以問創造這麼多經濟概念工具是否有社會意義？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可以發展新的測量架構，找出政治家、市民以及不同的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s）從好設計獲得價值的效益，也就可以定義設計經濟的價值。聽起來滿合乎邏輯，畢竟經濟學家也不會反對次級經濟學正是擴張經濟學意義的重要角色，如果不能單從學術觀點測量經濟以及衍生系統所產生的效益，我們還是可以從觀念來分為「量化分析」與「質化分析」兩大方向。
量化的貨幣方法則有顯示偏好法（Revealed Preference）、成本方法、選擇偏好法（Stated Preference）、利益轉移法（Benefit Transfer）、幸福感等級、幸福感選擇意識混合型以及審議型貨幣的評價等等。
非貨幣的質化方法其實也是另外一個思考邏輯，例如LCA（Life Cycle Assessment / Life Cycle Analysis）、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多元計分法、醫療常用的質量調整壽命年QALY（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失能調整生命年DALY（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主觀意識量表、NGO常用的最顯著變化MSC（Most Significant Change）、優先順位比重、潛在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選擇模型、審議型多標準分析等等
上面的兩種手法就實務來說，無法單用一種衡量經濟效果，即使量化表現優異不代表真正解決問題，反之亦然。混合量化與質化分析的手法評價才是設計研究想要追尋的目標，例如費用利益分析加上社會環境衝擊的混和分析法 SCBA（Social Costs Benefit Analysis）等等都是，也可以從幾個簡單的例子思考混合經濟分析對社會設計的意義在哪裡。
評價社會設計的例子
Wayfindr 是提供視障者在許多交通地點（地下鐵或是火車站）找出路線的APP工具。過去在皇家倫敦視障者協會的調查中，發現1/4的視障者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都會感到極度恐慌或是不安全感。Wayfindr 給予視障者一個聲音系統，視障者若能利用 Wayfindr 特定自己的位置，程式就可以指引他們進行方向前進，像是發出「月台右邊是往北的列車、左邊是往南的列車」或是「這台火車即將停靠什麼站牌」等等的聲音說明。
計算 Wayfindr 效益的方法當初是「使用者訪談」，針對視障者於使用前、中、後順次進行華威心理幸福感（WarwickEdinburgh Mental Well-being Scale, WEMWBS）的調查評價法。Wayfindr 也對市民與社區居民進行訪談，同樣使用華威量表進行測量。對市民來說，Wayfindr 能減少視障者走失的風險。對於社區來說，也可以提高視障者雇用人口，以及增加相關友善身心障礙者服務的可能性。
另外一個例子發生在英國的 Newcastle・Lewisham 地區，每年增加無家可歸的流浪者數目逐年增加，而且越來越惡化。公部門利用設計方法將流浪者、政府行政、社區居民等等利害關係人組成工作坊，找出可能對應的方法，舉例來說社區住宅可以提供短期緊急居住的方法，提供給臨時意外發生時無家可歸者的去處，等待他們準備好再回歸社會。
現稱為FutureGov的設計專案中，蒐集資料以及分析之後，我們發現：
- 個別專案影響：在 Lewisham 減少 44% 社會失能者直接成為流浪漢的可能性，這個數字驗證公共服務品質的提升。
- 服務水準的影響：服務原型驗證時候，募集了近4,000萬英鎊的資金，而且專案裡的行政服務員也有感決整體的公共服務品質上升。
- 其他設計專案的影響：資金除了提供短期住宅選項之外，也投資在下個公共服務設計的專案上，許多專案設計關係者也可以接續進行，長期的社區居住品質也得以提升。
另外也有對應 COVID-19 短期設備不足，提出3D列印解決方案的 Batch Works 社會設計，也都有使用不同的設計評估模型。對於社會設計來說，如果無法評量設計在社會中發輝的經濟效益，例如減少人口衝擊，或者是貧富差距等，也無法讓更多具有不同背景的專家可以一起參與社會設計活動所帶來的好處。
看完之後，在一片政治主導地方創生的社會設計背後，或許要先有評價設計的手法，才能去除「主觀感覺」上有用的社會設計，能真正的以設計解決社會問題。
